今年5月1日，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再度出现示威游行，抗议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

并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和钢铁等另外九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从而使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点转变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

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应尽可能退得彻底、退得迅速。落实这个意见，既需要有更详细的实施细则跟进，还需要政府在以下方面给出更清晰的政策安排和制度架构。譬如，国有股权转让后政府获取的资金如何使用？显然，它不应再投资到非公益性领域，而应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向公共部门集中，或用于补充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欠账。然而，从效率和公正两方面看，一个规模过大的国有部门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03年国资委成立，更让人们对于在规范改制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充满了期待。

这些规定的意图显然是要营造一种各种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一方面规避出价不合理、国资流失的现象，另一方面预防出现不公平现象。其次，如何保证引入民间投资主体的过程公正透明？正如国资委14条中规定的，要广泛发布拟引入民间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不得在意向受让人资质条件中单独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附加条件前面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乱改就怎么乱改。

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我的大裂变是一个隐喻。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

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对于这一段的中国当代史，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模型，那就是所谓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所有官僚系统都是，也并不是只有官僚系统才是。

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制度比人强。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愉快的辩证法。可以说，2002年之后的10年，是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化环境中全面收获他们改革成果的10年。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强势集团又到哪里去觅食呢？泡沫化生存在中国有强大动力时代周报：新作开篇以对冲基金LTCM崩溃为例，提到即使概率是非常小，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而这个所谓独特性就是我在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个框架中极力试图解释的。在私下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将次贷危机比喻成一个超级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在本世纪初期，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终结。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

不过，首先是危，然后才是机。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孙老师的社会断裂大致是从社会学视野提出来的。其实，更加历史地看所谓次贷危机，它是冷战之后的一场全球体系的实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

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主动将经济目标调整到更低的目标，带来的挑战会同样多。

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力保银行不失，但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银行、资本市场再保也保不住的。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力量变得更为复杂，除了延续所谓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面卷入。

而这种内爆与中国参与其中并作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条件的全球体系的内爆是结合在一起的。时代周报：不少乐观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危中有机，本届政府在公平正义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言大拐点，是否可能有点早？你认为的拐点有具体时间线还是更多指一种压抑的气氛？袁剑：危机这个中国词语确实非常妙。

200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经评论。其中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如影随形，难以分离。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

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增长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

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你可能必须首先应对危，才能争取机。

唯一可以阻止这种进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毁掉这个游戏。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如果实体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

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大拐点》。